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矢志不渝探索现代化道路，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顽强奋斗，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汲取历史经验与开放包容的文明气度中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体现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把握中华民族实现文明创新的内在理路，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守文化主体性过程中何以展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力量，首先要回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探索，理解有识之士在中华文明遭遇重大挑战时的内在反思。

一、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探索

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难、人民蒙冤、文明蒙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沉睡的古老中国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唤醒。面对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有识之士开启了拯救危亡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践求索虽未能彻底改变当时的危难局面，但回溯这段历程，可以看到有识之士在中华文明遭遇西方现代文明挑战时的文化探索。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三个时期，“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从中可见，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映现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与人们由以作出的选择。

以自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在器物层面的变革，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采用西方生产技术创办近代企业，试图增强物力以抵御外辱。于今反思洋务派的失败，不仅可见其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更能看到其深层次的社会成因。例如，清廷耗费巨资所购战舰，在战时因列强的中立封锁而“有舰无弹”，福州船政局等本土军事企业“有名无实”，最终只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实”。晚清封建统治与社会积弊，使单纯器物层面的增强难以发挥其改变社会的总体效用。“这种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只是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反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但在器物层面探索最终失败的洋务运动在思想文化层面产生了一定的启蒙效应。“因制造而译书”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并未局限于科学技术等“实用性”领域，而是“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见识，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广泛翻译西学、译书达190余种。除了图书，翻译馆还译有《西国近事汇编》，其中较早报道西方工人运动情况，初步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尽管洋务运动“只是一种残缺的现代化尝试，其效果亦大失朝野所望”，然而在兴办企业、兴办学堂、选派留学生等方面作出有益探索，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和技术力量，亦在观念层面促进了人们对变革陈腐社会现实的认识。

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国现代化探索走向制度变革。其中既有维新派变革晚清政体的尝试，也有革命派对于封建制度的彻底颠覆。康有为“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但其倡议开议院、设议郎、定宪法、设制度局、设待诏所乃至以俄国为效仿对象变法，实质是“以君权变法”，其重点与其说是制度变革，不如说是对皇权制度的理想化改进。在此基础上，康有为谋划了变革蓝图，涉及官僚制度、社会民生、军事、教育等，也提出关于“以野蛮之国入文明之国”和“以文明之国入野蛮之国”的论述，认为文明涵盖物质和道德两个层面，中西文明各擅胜场，即以物质论文明则欧美胜，而以道德论文明则中国胜。其主张在清末新政中得到一定体现，但大部分并未施行。究其本质，则由于在“变器”与“变法”的混沌中未解决当时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制度设计多流于表面。

随着晚清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文化—道德秩序也遭遇严峻的挑战。五四运动带有激进的反传统倾向，觉醒年代的学人并未固守中体西用模式，其所开启的新的救国道路，隐含着“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路。新文化运动得到全国响应，但逐渐侧重至政治层面，在理论路径、历史效应与思维方式等方面显示出其历史限度。

回顾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生长出制度变革的萌芽，如洋务派重臣文祥认识到西方“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 。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意识到“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可以说，近代早期西方器物、制度和文化思想在中国传播并非前后相继的单线演变，而是共时并行的多元融合，蕴含着促进文明结构更新的探索。洋务运动通过设立译书馆等促进科学文化传播，维新变法在依赖皇权的同时试图开启民智，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思想解放潮流。

在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三阶段”变迁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对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构成了理解他者的“前见”，从中可见对体用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中国哲学之“体”指本体、本质或根本原则，“用”指功用、现象或具体实践，讲求“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颐《易传序》），“体用元不相离”（朱熹《朱子语类》），“体用相函，体以致用，用以备体”（王夫之《周易外传》），强调体用贯通。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有“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日本的精神、西方的认识”的策略，“然而，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中会发现，这种方式是很难施行的。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只采用其中的某种文明”。正如严复所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应当以“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思路促进文明的发展。

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欲改变中国命运，除了要改变器物、制度，还要改变人的觉悟，从而促进社会进化论等西方现代思想的传播。例如，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大同”“新民”的社会理想，严复在《天演论》中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强保种”的紧迫，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故鼎新观念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激发国人求新、求变、进取的精神。马克思思想最初传入中国，也和社会进化论思想相关。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在《大同学》中译介英国学者颉德的《社会进化论》，提到马克思讲求“安民”“养民”之说，消除贫富差距，以为百姓谋求幸福。其译介旨在“以学辅教”，涵盖对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的一种理解。

20世纪初，有识之士传入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试图实现救亡图存与社会改造，都因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未能发生实际效用而徒具躯壳。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科学理论回应了中华民族危亡之际的现实问题，为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逐步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方略。《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促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科学理论剖析中国现实，解析“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使具有五百余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中国开辟出具有现实性的道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表明，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需要符合本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的自主性探索，以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二、从《申报月刊》“特辑”看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多样思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成为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就主要观点而言，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和以严灵峰、任曙等为代表的“托派”都夸大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新思潮》杂志，并于1930年4月出版《中国经济研究专号》，王学文等坚持“半殖民地半封建”论，强调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通过这场持续数年的论战，上述“两半论”在论战中越辩越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在与“新生命派”和“托派”的有力辩驳中，彰显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主性逻辑，从中亦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此次论战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农村问题的讨论，在1933年《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下文简称“特辑”）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苏联开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特辑”以“生产现代化”为主题面向社会各界征文，并将其分解为两个问题：问题一，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或者说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是什么？问题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什么方式，个人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利用外国资本推动的，还是国民资本自发的现代化？“特辑”共刊发26篇来稿，其中包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感想”短论10篇、专题性文章16篇，从中可见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多样观点。

“特辑”的征文主题设置跳出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观念局限，促进“现代化”被中国各界进一步了解，可谓中国思想界集中探索现代化问题的先河。这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早于欧美学术界的现代化研究，其中不乏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明确论述，“显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在其中的深湛作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开始呈现出自主逻辑。我们可以从现代化的含义、障碍、实现方式以及世界历史意义等方面梳理其中的内在理路。

“特辑”主要从经济生产和工业发展的角度解析“现代化”的含义，其编者指出，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自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启的老问题，但是经过洋务运动等变革，中国在生产和国防方面未取得长足的进展，日益严峻的危机形势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希望“以各家对此问题的意见为药石，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人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特辑”作者中大多数都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改造。例如，董之学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不论它表现于哪一方面，总要归结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中国怎样现代化即是等于怎样发展中国的生产力”。杨幸之也认为，“所说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当时已有论者从经济基础层面理解经济建设。张良辅提出，在现代化的众多方面中，经济方面乃是政治、文化、学术等“上层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经济方面主要是“工业化与机械化”。

在生产现代化的意义上，帝国主义侵略构成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这26篇文章中，一半以上提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例如，樊仲云指出，帝国主义者需要的只是统一的商品市场，而不是中国的政治统一，想要依靠帝国主义发展中国现代化，只会加深中国的殖民地性质，“中国如欲走自己的路，唯一的前提要件是‘打倒帝国主义’六个大字”。陈高傭提出，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首要是国家独立，否则一切事业都无从谈起。即便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其根本目的并非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前提。正如毛泽东深刻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中国的现代化，自然要排斥殖民地化与资本帝国主义的个人主义化，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为现在已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时代了”。

“特辑”文章的主要观点体现在：在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上，中国的现代化要规避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效应，摆脱资本主义倾向。其中一种观点直接倾向于社会主义，例如，李圣五主张：“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要在有组织的生产，很公允的分配，使‘劳力’与‘资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资本阶级’和‘劳力阶级’的划分，须积渐划除；私有财产制度亦应逐渐改革。于不破坏社会秩序之范围内，推进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罗吟圃明确提出，“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另一种观点可被称为混合论或过渡论，例如，董之学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入手，赞同既有资本主义成分也有封建主义成分的“混合社会说”，主张“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既要扫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要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决定了对待外国资本要持谨慎态度。当时中国民族资本薄弱，需要利用外资来促进发展，但外资带有侵略性质，因而不能完全依靠外资，而要使国民资本与外资并用。但无论是国民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应该“加以切实的统制”，“使这些资本失却其剥削的和侵略的作用”。

从文章的观点看，当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缺乏一致的认识。“特辑”编者以“个人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探讨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式，诸青来认为，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就是“企业应该归共有还是私营”的问题，主张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论。唐庆增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注重分配以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个人主义相较于社会主义更能激发积极性，主张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当采用个人主义的方式。闰年则认为，个人主义意味着只顾私利而忽视公共利益、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就是在保证个人生存的情况下，扬弃只顾私利的个人主义。可以说，在帝国主义入侵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批判资本主义并倾向社会主义是当时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正如瞿秋白所言，当时“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只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使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种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社会主义文明方能体现出其实践伟力。作为“被剥削的社会大众共同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世界‘现代化’的大连锁之一”，“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枢纽，中国问题而得解决，世界破晓之期当亦即在目前”，中国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反思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中愈发显明。

在这段时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发现，资本主义文明“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反思“一战”的物质和精神之损失，感喟“科学万能论”之破产，这时学人对现代化的原动力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进行了探寻。瞿秋白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意识形态幻象与剥削本质，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科学文明”看似“很有民权主义的性质”，事实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更大的不平等；西方的物质文明看似发达，“反而更受物质需要各方面的束缚”；“技术文明”看似具有使人摆脱物质匮乏的属性，但占社会更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仍然饱受压迫。相较之下，“无产阶级新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光明前景和解放属性得到人们的认同。“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子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澈底变易人类之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生活。”体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一经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便会转化为改变现实世界的物质力量。

以“特辑”文章为代表，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讨开始从“被动回应”逐渐转向“主动探索”。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反思与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探寻中，有识之士在理论深思的过程中坚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自主性逻辑，深刻认识到只有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切合人民群众利益的现代化道路才能凝聚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实现中华文明复兴。这组文章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界探究中国现代化重大问题的一个缩影，人们对生产现代化及其相关问题在中国具体化的阐释，为我们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化镜像。

相较于“特辑”侧重从经济角度把握现代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于现代化的思考还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文化自觉——无论是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还是突出“不守旧，不盲从”“不昧其自我的认识”的“中国文化本位派”，抑或是以熊十力、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都明确关注现代中国早期的文化发展问题。但是，将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归结为文化发展，“不符合中国具体实际，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因缺乏实践基础而不具有可行性”，正因为其缺乏对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深刻分析，所以就无从对现实产生实际的变革效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体现出历史必然性。在坚持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论断，确立起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革命纲领，着重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回应时代之问，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实践根基。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从器物、制度和文化对现代化道路的探寻，均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可能性和现实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革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根基，在把握中国最大的实际的过程中确定了中国现代化的方案。提倡现代化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的政治条件。

新中国的成立如破晓曙光，庄严宣告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终结，为现代化建设铸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丰碑。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工业化为方向，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并逐渐具体化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开始实现“两步走”战略，并将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这时中国式现代化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但日益展现内生性力量，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拓了中华文明的崭新图景，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

改革开放的春雷激荡神州，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觉醒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是首个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两手抓”战略方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创造性地将现代化的目标概括为“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自主探索，也是扬弃西方文明弊端的锐意创新，“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科教兴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逐步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格局，现代化建设从“经济优先”向“全面协调”拓展。为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明确“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从“局部探索” 到“系统把握”的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党的十九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在民族独立和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开辟新局面，实现了对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在“通古今之变”中实现“新故相资而新其故”的发展逻辑。正如冯友兰所言，“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在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中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失衡状态，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回顾近代以来经历苦难辉煌的中华民族赓续古老文明，在文化探索中回应现代性危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的历史先声，“拿西洋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路径探寻，都旨在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意识，赋予中国理论以方向指引，赋予中国实践以内在动能，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性解答，展现了中华民族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文化生命意识。”在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中，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从中可见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平性、包容性的时代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物质文明，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设精神文明，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政治文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文明，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激活传统资源以回应现代挑战，为解决发展失衡、生态危机、治理赤字、价值冲突等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意识和文明发展观。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推进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在守正创新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优势，实现了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在融合中华文明底蕴与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批判并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片面发展，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问题，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发展开启了崭新的前景。

综上所述，百余年来有识之士在实践探索中促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束缚，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自觉。从历史事实出发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可知有识之士选择符合具体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进而把握以“两个结合”为方法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主性。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场域中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文明转型的期待，迈向更高文明程度的现代化，展现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现代文明形态，具有深远的文明史意义。

【摘   要】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矢志不渝探索现代化道路，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遭遇诸多困难和挑战。从1933年《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看当时人们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多样思路，可以深化对人们选择符合具体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的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顽强奋斗，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守正创新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优势，实现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文明发展开启崭新前景。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探索；实践逻辑；《申报月刊》；人类文明新形态

【DOI】10.20231/j.cnki.xxyts.2026.01.004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24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臧峰宇，秦   威：《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探索及其实践逻辑》，《学习与探索》2026年第1期，第33-40页。

臧峰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会副会长、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秘书长等。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研究。出版《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文本语境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等学术专著6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17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等课题多项。曾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从“马克思问题”回溯“斯密问题”》（2019年第5期）、《青年马克思古典学研究的启蒙意蕴与政治旨趣——再读〈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2021年第3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探索及其实践逻辑》（2026年第1期）。

秦   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